Thursday, February 27, 2014

宏觀財政堪告慰 兇殘襲擊火中燒 - 林行止

2014年2月27日

宏觀財政堪告慰 兇殘襲擊火中燒

「收看」曾俊華司長宣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電視熒幕打出《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人從背後襲擊、砍了幾刀的新聞。筆者曾與劉君有數年共事的經驗,知其待人圓融、工作認真,是一位正派的新聞工作者,何以會遭此毒辣橫手?真是費解。由於新聞界正處多事之「春」,變動連連,業界對「滅聲」的疑惑,原已不安,凱文遇襲,陰霾更甚。
筆者當然無法妄斷「劉進圖遇襲事件」的原因,更不知是否牽涉私人恩怨;不過,任何恩怨,招來如此暴戾殘酷的刻意傷殺,筆者何止震驚?真是髮指!
各方包括行政長官責成警方盡快緝拿兇徒歸案,警方發言人亦在熒幕前表示決心,但自從一九九六年五月《凸周刊》社長(現為樹仁大學新聞系主任)梁天偉被兇徒斬傷斷臂,以至其後「大班」鄭經翰被砍傷、《陽光時務》老闆遭毒打、《壹週刊》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置利器、《蘋果日報》被縱火、《am730》老闆施永青座駕被當街截停並用鐵鎚敲破車窗等,事後警方都煞有介事地聲稱要「緝兇」,可是拿不出半點成績,兇徒逍遙法外,這令警方蒙羞,亦讓新聞工作者更氣憤!
去年,警方的「暴力罪案破案率」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五,但願今年幹出更好的成績—包括成功緝捕刺劉兇手!
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發表任內第七份《財政預算案》,「第七份」等於說他當了七年「財神」,「工多藝熟」,曾氏對香港特區的財政瞭如指掌,不言而喻。可是,未知是否因為在位已(太)久而又不能跳出「量入為出」的窠臼,翻閱這份新年度的預算案,無論在事實陳述或前景展望上,俱無令人一新耳目效應;然而,關係一地財經命脈的預算案,哪能亂耍花招,以「驚喜」娛讀者,讀起來沉悶如流水賬(難怪何俊仁議員要魂遊物外),方是正理。就此角度看,當前這份預算案,是否應當照單全收?筆者以為不可如此,因為時代變了,人民的訴求不同了,統管香港財政的決策者,在「承先」上做得無懈可擊之餘,於「啟後」上亦應注入一點新意,讓人對未來有所憧憬。事實上,筆者的確希望財政司不應抱着當簿記員的心態,以計算「婆乸數」的手法撰寫預算案,他應登高望遠,為我們這個「商貿樞紐、金融中心和國際旅遊城市」,規劃大家會視為「奮鬥目標」的財政前景!
還有,「財政支持施政」是公共理財學者的信念,以施政沒有財政的配合,哪能貫徹;長期拿捏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令新《財政預算案》看起來更像《施政報告》;而行政長官於年初提出的《施政報告》,雖然財政司事前在其網誌上強調長此下去「終有一天須動用儲備支持公共開支……」;用本報余錦賢的話,是曾氏對梁氏的「溫馨提示」,要他不可在社福上太「大花筒」,但梁氏不為所動,因此讀起來像一份「福利報告」。
二、本報(嚴格來說,是筆者)可算是認真嚴肅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先行者」,在港英時代,雖然一如回歸後,年度財政(盈餘或赤字)預算幾乎年年出錯,說明在香港這個開放自由社會,任何人,包括「大掌櫃」財政司司長,都沒有預測能力,這不在財政司不在意或不上心,而是香港經濟體積太小,有如「單料銅煲」,很易受外來政經因素,甚且本地賣地收入厚薄的影響;對於曾俊華的年年出錯甚至赤字變盈餘(若在商界,預測者早被解僱),大家便不應掛在心上。總之一句話,財政司的預測,不論是國民毛產值或財政盈虧,商家都不宜用為商業決策的指標。
預測的數字雖不可當真,但那些具體事實則不容忽視。縱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於工商界而言,除了繼續擴展「貿易物流、金融、旅遊和專業服務業」以外,筆者認為應把投資重心放予內地有關的業務上,因為二○一六年港珠澳大橋通車,「大嶼山會由香港西部的盡頭,變成珠江三角的中心」,相關地區有多少商機待發掘?對這方面的業務拓展,真是事不宜遲了。至於香港段明年便完工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來往廣州和香港的時間縮短至四十八分鐘」,聽起來令旅人神往,而這項公共建設「將我們七百萬人的都會跟一個有六千萬人的市場聯繫起來」,此中有多少商機?工商界肯定比任何一名時評者清楚,只要時局穩定社會和諧,他們會在此「一萬六千公里高鐵網」沿線城鎮大舉投資,不在話下。
在一橋一路相關地區投資,是否可為未來港商帶來合理利潤(除了可「發水」的物業,在自由競爭環境下,「厚利」在正項生意不可求的),筆者不知道(這種不確定性衍生的風險,是資本家必須承受的)。筆者知道的是,這類投資須有魄力有遠見和有資金才能進行,那意味小商人不易分杯羹;還有,如果現行政策不變,物業肯定不再是一盤可以「指地成金」的暴利生意,相關行業除了建築業因基本建設蓬勃大有可為之外,炒樓及經紀(或「代理」)業難復過往盛況,似為無可挽回的趨勢……。
大體而言,預算案展示的經濟前景,如果不致遠離現實,來年香港經濟與其他相類地區比較,是不會太差的。
三、財政司司長建議「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EFF)交易的印花稅,又會「盡快展開私募基金可享有離岸基金稅務優待的立法工作」。這類稅務寬減,當然有助吸引這類投資湧入香港,那不僅會強化香港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地位,且可確保甚至提升本港在《世界稅賦環境報告》中的排名。香港的稅務優惠早已世界知名,以稅務便利程度連續八年名列前茅,更是發達經濟體中整體稅率最低地區之一。曾氏又提議以「土地基金」為基礎,加入(提取)每年盈利一部分,設立「未來基金」,作用在成為如果政府持續入不敷支時的「後備資源」,讓關鍵的基建項目得以如期進行。如此設想,足顯曾俊華是「有心人」。
可是,從「土地基金」撥款,筆者不以為是好辦法,以在物業發展無復當年蓬勃的情形下,「土地基金」不難捉襟見肘……。這些年來,香港給予富裕階級和商界太多優惠,從免遺產稅、廢酒稅,以至擬寬免基金交易印花稅等,對「有錢人」實在過分優容了。筆者的想法是,追隨世界性向「百分之一高入息階層」課較高稅率的潮流,財政司司長實宜在這方面動動腦筋,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中加上考慮向巨賈富商、高入息者課較高稅率的議程!
高稅率多稅項有驅趕資金的作用,這點誰不知道,但目前低稅國如愛爾蘭(利得稅率百分之十二點五)、俄羅斯(百分之十三),都各有缺點,且它類稅項遠較香港「複雜」,因此吸引力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本港「最發」的行業是走不得(「不動產」)的物業發展,要這類過往藉「發水」欺騙消費者暴發的企業交多點稅,相信會獲廣大市民認同。

風雨中的融合:衡陽賄選案、劉進圖遇刺 - 練乙錚

014年2月27日

風雨中的融合:衡陽賄選案、劉進圖遇刺


愈來愈多的事例顯示,特區管治集團提倡「港陸融合」,除了讓他們自己經濟上得益,並因執行北京有關政策而得到獎賞之外,香港社會和不少香港人得利不多而損失相當大。港人利益,無論是物質還是非物質的,很多方面都在中門大開的情況下,受到嚴重威脅。此中,筆者提出兩個特別值得港人擔心的:大陸的賄選文化、涉港陸政經集團利益的針對人身暴行。

衡陽集體賄選案
香港和大陸接壤,所以什麼都容易連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無怪當年從這邊過去的,不外是「香風臭雨」,擋也擋不了,而現在從北面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港域的,若不嚴加管制,亦泰半都是有害物。
「沙士」從那邊過來,本地馬上變成疫埠,死人三百,全城惶惶然不可終日。中共官僚腐敗成風,此間廉署最高層亦失守。陸人那種「購如不及、猶恐失之」的一窩蜂習慣,透過「自由行」,翻轉半個港九。下一波從北面吹下來的風土病,很可能就是那嘆為觀止的賄選文化,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正迫着得盡快和大陸那邊接軌(「普選不等於直選」既已申明,大陸地方底層人大那種「有篩選的普選」便是北京既定的香港政改目的)。
大陸的各級人大,除了由黨提名並委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其餘都沒有什麼立法和監督實權。結果,「選舉」很大程度變成各地黨政圈圈裏頭的權貴攤分名銜的遊戲,而人大身份,則變成與黨政官員、國企高管拉關係的通行證;很多代表拿着分得的銜頭搞貪腐。「很多」,指多少呢?
最近湖南衡陽爆出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原因是有人繳了賄金選不上,對家卻不退錢,於是鬧上互聯網,不料愈揭愈多,最後發覺529名市人大代表中,竟有518人(98%)收受賄款,幾乎「全軍覆沒」;市領導沒面子,五百多個代表要全部「勸退」(而已!)。市之上一級(省)人大當中,亦有56人涉案。所涉賄款,金額之大,難以想像:僅這一次改選,揭出來的直接賄金,便達1.1億元人民幣。賄金除了用來直接買選票,大部分是用來疏通高層黨政官員的「提名費」、「助選費」,幾百萬元一手,幾乎是公價。出了這種錢,你道是為了取得機會代表人民發聲、為人民監督政府的麼?體制裏的權力愈集中,賄金愈是本小利大;連本帶利,是次涉及的賄賂總額,還不知會是1.1億的多少倍。
衡陽不過是湖南一個二線城市,人口727萬,和香港差不多,但市人大代表就有五百多個(幾乎是香港立會人數的八倍,相當於美國國會兩院議員加起來的總數),但都是沒實事可幹的,代表們坐在那裏不貪腐幹什麼?
「德不孤、必有鄰」,如此衡陽,並不罕有。據《文匯網》報道,「衡陽的情況跟(不遠處的)邵陽一模一樣」、「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這個《文匯網》報道,乃此事件至今剩下的最權威消息;絕大多數大陸各地媒體的原來報道,和香港《大公報》的一樣,已經下架,只能用《新華社》的稿代替,但《文匯報》昨天還企硬。見http://news.wenweipo.com/2014/02/24/IN1402240046.htm )。
《文匯網》及類似的報道,還透露了一個訊息:習近平聽到有關滙報,火光得不得了,連續六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習如此感到意外,原因不外兩個,其一是,此君雖號稱「有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歷練」,卻低能得絲毫不諳「黨情」,所以聽到民間早已習以為常的事,也大吃一驚;其二是,他並非特別「離地」或阿斗,賄選腐敗這碼事早就十分熟悉,只不過在滙報會聽到了,不能不在眾人面前故作震怒,假惺惺一番。其實,假如不知問題嚴重、是結構病,而病根就在黨內高層且早已一爛到底,那麼,他搞的什麼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不過乃是一種裝腔作勢的奪權手段而已。
人民幣1.1億元的賄款,在大陸其實不算什麼。上周另外傳出,全國政協「美女委員」、官二代劉迎霞涉「周永康案」出事,委員身份吊銷了。此姝出身解放軍,2011年的身家已有十多億,胡潤榜排45,女富豪榜排第8;2002年,她還是一個中石化投資項目的三個牽頭之一,投資額一筆也達1100億。這位中國的「1%」,剛巧和筆者最近提起過的美國的一位「1%」、WhatsApp創辦人之一Brian Acton同年,彼此積聚的個人財富都令堅尼系數上升,但人家有的是貢獻,試問這位軍花對國家對世界貢獻了什麼?香港說不定也要步大陸後塵,最後愈來愈多選出這類「有廣泛代表性」的富豪坐重要位置。
大陸對待傳媒的暴力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遭兇徒施襲,性命危殆。沒有「證據」指那是統治階級黑惡勢力的滅聲手段,但如果從兩年來一連串襲擊非建制媒體高層的事例看,背後隱然有某種政治動機。這是否又是一種來自大陸的風土病呢?
媒體在開放社會號稱「第四權」,但專制社會不承認這個權,因為專制權力是一元化的。人大前委員長吳邦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有過類似的名言:「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三權鼎立不能容忍,何況那喜歡說三道四的第四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對媒體及傳媒人施行的,是政權暴力,一切不聽黨領導人的話、不按黨領導人的指示辦事的傳媒人,下場都特別淒慘;反之,就能化險為夷、飛黃騰達。最好的一對例子就是鄧拓與吳冷西。
鄧拓在五十年代初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56至57年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經濟冒進和反右運動,數度把毛的文章扣起不發,終於在1957年遭撤換。1961年起,他在《北京晚報》副刊寫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批判當時的浮誇風;後來又寫了《為李三才辯護》,借明朝東林黨事件中的一個角色李三才為彭德懷辯護。文革初,遭姚文元、戚本禹指為反黨叛徒,隨即自殺。1957年繼任《人民日報》總編職位的吳冷西,則是個懂得逢迎毛澤東的黨棍,事業一帆風順(廣東人,文革後八十年代初還當過廣東省省委書記)。
「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大陸各級權貴對待中外及香港媒體人的手法,愈來愈下作,動用黑社會、僱打手已成為常事。2011年,「地溝油」事件裏,河南洛陽記者李翔遭亂刀砍死。採訪上訪戶、異見分子的中外記者遭黑社會、便衣毒打,更已成為例牌,港人見慣不怪,因為那種現象,已經傳入香港。
兩年來,我們看過黑社會組織出錢買人參與政治活動,看過深圳註冊的社團指揮香港的一些親政府示威,看過武打團體在公眾地方演習威嚇群眾,看過暴徒光天化日再三向媒體人施襲;這次對劉進圖的襲擊,更有明顯的致命意圖。時光猛地倒流四十餘年,香港忽然又回到1967年左派暴動、商台播音員林彬遭親共分子燒死的那個處境。
這一切,都恰巧是在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前之後發生的,而且愈來愈厲害。沒有證據清楚顯示梁政權直接與這些邪惡親共力量有關係,但他以親共背景上台,無形中壯了那些力量的膽,有關的行動遂更加肆無忌憚,那是很自然的事。
筆者多次強調過,今天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依然無法承受一個深紅特首;中共縱容他及他背後那夥激進派上台,現在進退維谷,香港的管治和社會政治質素卻不斷沉淪。稍為理性一點的左派也知道那是香港社會進入動亂的前奏,北京卻還在不斷在政改等敏感方面給港人上螺絲打壓。
然而,筆者也認為,近日的《明報》內部調職、昨天的劉進圖遇刺事件,不一定是純粹特區內部政治事件,而可能是與某些跨港陸政治集團的經濟利益有關。大家記得,不久前的新聞報道說,《明報》有成員曾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組織活動,幫助調查和揭發大陸太子黨家族的大量海外經濟活動。《明報》內部調職事件,梁慕嫻認為直接與此事有關——報館受壓,不得不有所反應(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484)。按此方向,我們或可再作如下推理:有人可能認為劉進圖知道的太多,調職也不能夠保證阻止消息的進一步流出,於是有必要下毒手。
如果是這樣,特區政府警察有膽量有能力去追查嗎?
《信報》特約評論員

Tuesday, September 4, 2012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林行止


2012年9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一、「七.二九」九萬多人大遊行以至「九.一」四萬多人冒着酷熱且陰晴不定的天氣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反國民教育集會,清楚傳遞了相當部分港人、當中包括大中學生、家長和教育界人士,反對在本地學校提出遑論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繼「學民思潮」三成員上周四開始絕食五十六小時後,「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十成員接力絕食,他們且聲言未為絕食行動設定時限……。雖然激烈悲壯的反對聲音嘹亮,但當局不僅指出由於「不會在新學年強制推行,因此不存在撤回」,而且堅持「大多數人不上街反對等於贊成」的邏輯,昨午(五時政府無動靜改至七時)在「學民思潮」定下的「死線」屆滿後,當局仍按照原定計劃於開學時落實指引,可見當權者對抗爭活動無動於衷。
在香港學校引進這類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似為大勢所趨,是一黨專政的北京政府附加港人身上的「禮物」。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和香港人一樣,特區政府亦只能面對「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用「潮語」是「被選擇」),即香港官民無法不接受北京的「選擇」。在這種情形下,反對當局這樣做的港人,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像去周六劉健威在本報專欄〈讓他們到光明寬敞的地方去〉所說,為子孫鋪路放洋(如今年青一輩赴海外留學定居,在中國崛起財大氣粗令洋人對華人的同情心不再甚或敵視之心已生的背景下,遠比九七年前的處境困難;這是後話,另文說之)。其一是如《主場新聞》(the housenews.com)在周日所說:「這將成為一場遍地開花的持久戰,學生、家長、老師、社會人士及媒體會將戰場帶回推行『國教』的學校,用全力監察,揭露一切有洗腦灌輸成分的『國教』授課情形,並且會隨時出現野貓式罷課、罷教……。」
二、主要是為了那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裏這幾句原則性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這個執政集團「用人唯賢」以及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令無法不聽命於授權來源北京的特區政府與團結在由幾位未成年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周圍的數萬港人對着幹,從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所說「支持國教的沉默大多數」並未現身以行動支持政府的情況看,反政府的活動必將升級,香港學校教育固會失序,社會動盪亦將惡化。在這種情形下,筆者提出兩項建議,若能切實執行,應該可以令反對「國教」的群情稍為降溫,如此一來,當局便不必考慮出動防暴隊!
甲、當局應該聘請那些撰寫「中國模式」文本的學者和專家(?)先為「梁營」上課(如開「集思會」)。在競逐行政長官造勢集會上,梁氏回應輿論對其是否為「地下黨員」的質難時,他面容肅穆地宣布自己過去、現在及未來都不是共產黨黨員。此言一出,全場數百「擁躉」—站台的和台下的—如釋重負,歡聲雷動,為他們的「主子」不是中共黨員而雀躍歡呼,頗有與中共劃清界線還我清白大舒口氣的喜悅。顯而易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中共肯定不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政黨,至於在他們心目中的中共是什麼模樣,筆者無意揣測,惟從熒幕所示,與會者視中共為非我族類,避之惟恐不及,觀眾皆見。
如此懼共拒共的「梁營」中堅分子,現在不少在新政府或外圍組織中位居要津,如果不先對他們進行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而以中小學生為「白老鼠」,不僅不能服眾,且會深植禍根,以這樣的反動思想,隨時會作出對不起黨和國家進而為禍香港的決策。
乙、眾所周知,和港英時期一樣,特區政府決策層(事實是絕大部分有經濟條件的官員),都送子女赴海外(主要是英語國家)就讀,姑勿論他們這樣做的動機為何(最冠冕堂皇同時最欺人的說詞是讓他們學習西人技藝以為祖國服務),這批自小放洋的莘莘西學之子,肯定對祖國尤其是對黨(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只有皮毛甚至錯誤的認識,在當前的「教育氣氛」下,當局應馬上為這些「飲洋水」的權貴子弟開設「國情教育暑假(及寒假)速成補習班」,強迫他們就讀,讓他們思想正確之餘,尚可起表率作用。
有子女留學海外的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後代悉數留英的第一把手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應以身作則,以收眾官跟風送子女進「補習班」之效。如有高官說他們的子女幼承庭訓,從小知黨知國、愛黨愛國甚於愛父母,因此不必浪費時間「惡補」,那麼,所有反對把「中國模式」當科目的家長亦可振振有詞,因為如此「家庭教育」,人人優為之……。退一步看,若為權貴子弟「惡補」國情因報名入讀者寥寥無幾(他們根本不回香港)而「流校」,則教育局可考慮為那些學成回港卻沒機會接受「中國模式」教育的年青一代,作一次相關考試,以測試他們是否掌握有關常識。
三、高官甚至皇室身體力行表率天下,中外皆有;外的且不去說,只談中國。公元前約一千七八百年,湯王遠征凱旋,向天下頒發文告(史稱「湯誥」),當中的「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及「罪當朕躬弗敢自赦」的「名句」,成為帝皇「表率天下」的行為準則。史上一宗有名的帝皇以身作則事例是春秋齊桓公愛穿紫色衣袍,結果上行下效,全國皆紫,但一件紫衣的代價值五件素衣,意味穿紫非常奢侈。為打擊侈糜風氣,齊桓公聽從謀臣勸告,棄紫穿素,三日之內,「境內莫衣紫也」(國內無人穿紫衣,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到了漢朝,高祖劉邦倡議「孝治天下」,每隔幾天便微服去向老爸請安,行兒子見老父下跪叩頭大禮,孝順父母遂成傳統……;清康熙要求人民「尚節儉以惜財用」,他老人家不僅着蕁麻布上衣,「所居殿中之氈片等物,有到三四十年而未更換者」(見《庭訓格言講義》),皇上以克己「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上引典籍資料,均見完顏紹元的《千秋教化》,福建人民出版社)。這些皇帝老子是否虛偽透頂,不必深究,筆者只知領導人的一舉一動,跟從者必眾,以此推論,國民教育的推行何妨回到從前的上行下效?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若能率先為他們久留英國的子女惡補國情,必可收港人景從的正面效果。
在這種情形下,筆者不敢期望「學民思潮」的中堅分子會全面退讓,但他們的支持者中有部分鳴金收兵,亦未可料;而三年後要「強制執行」國民教育時,反對之聲反抗的力度便可能比現在想像中溫和!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 練乙錚

2012年9月4日
練乙錚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

Monday, August 20, 2012

債惑不解 變生臨界 -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2012年8月20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債惑不解 變生臨界

對於世間一切問題,無論任何解釋都聊勝於無;至於投資問題,則解釋愈簡單愈好。所以,雖然「金融市場造好因為油價下跌」之類的分析時有所聞,一旦事過境遷,形勢有變,為求自圓其說,有關市場最新動向的另一番解說,自會應運而生。歸根到底,即使一般人亦心裏有數,事情背後的真相往往遠較表象複雜。十九世紀德國名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亦曾指出,人所以但求簡單解釋,無非因為對無法捉摸的現象感到不知所措。
因此,科網泡沫爆破既可以歸咎於格林思平(Alan Greenspan),也可以歸咎於大眾盲目跟風;可資歸咎的因素不一而足。根據所謂「蝴蝶效應」理論,亞馬遜雨林若有蝶翅振動,據說亦能在歐洲產生風暴。同一道理,美國次按災難這筆賬,亦可算在拉斯維加斯某供樓業主身上。
這種假設也許並非全屬天荒夜譚。本欄今期將從複雜性理論(complexity theory)角度出發,探討當今之世種種現象背後錯綜複雜的成因,由市場動向以至天然地震都包攬其中;同時從中分析環球經濟體究竟怎樣與「臨界處境」扯上關係,以及當前各種問題的「臨界程度」。
禍根由來有自
今期的專題探討,可先從美國物理學家兼科普作家布坎南(Mark Buchanan)的名著《無處不在──禍根起源》(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入手。作者在書中引導讀者想像若不斷將一顆顆沙粒掉到枱面上,終有一顆沙落下時會導致積起的沙堆崩塌。
1987年,來自丹麥的巴克(Per Bak)、中國的湯超及美國的韋森菲爾德(Kurt Weisenfeld)三名物理學家自行編寫電腦程式,在美國紐約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進行電腦模擬堆沙實驗,以研究物理學上的所謂「非均衡狀態系統」(nonequilibrium systems)。
實驗的研究範圍相當耐人尋味:例如沙堆一般多高才會出現崩塌現象?在利用數以百萬計沙粒進行過無數次反覆測試之後,三名研究人員發現崩塌沙堆的高度並無定數,而且各種崩塌情況毫無常態可言,根本完全無法預測。
「臨界狀態」玄機
所謂「臨界狀態」,指的是促使任何物體或團體基本特質產生變化的特定一點。因此,「臨界狀態」亦即任何事物面臨重大變化的契機。
或問「臨界狀態」是否有可能以股市崩潰的形式出現?「臨界狀態」又能否用以解釋,為何世上竟往往會出現難以逆料的巨變?
再回頭說上述的沙堆實驗。研究結果發現,若將崩塌沙堆中的沙粒數量增加一倍,產生沙崩的機會亦會增加1.14倍;這也正是數學上用以表達多項式關係的冪定律(power law)。
崩潰關鍵所在
實驗中出現的沙崩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當沙堆累積至「臨界狀態」,不少沙粒就會因瀕臨倒塌,而互相連成長短不一的「指狀弱點」(fingers of instability);其中頗多雖然長度甚短,但卻有部分長達橫跨兩端。因此,單一顆沙粒就能產生連鎖反應,以致觸發大小不一的沙崩,實際程度視乎觸發沙崩的一顆沙粒跌落短、中,或長的「指狀弱點」之上。
「臨界狀態」討論至此,更可說進入「戲肉」。
首先,筆者認為應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已故美國經濟學家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經濟學教授明斯基(Hyman Minsky),曾提出「穩定本身引致不穩」(stability leads to instability)的悖論。所謂穩定,指的是安於現狀或眼前趨勢。至於由此引起的「不穩定」,則指苟安之心愈重,現狀或眼前趨勢就會繼續維持;一旦趨勢逆轉,調整幅度自然變本加厲。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狀態所以百病叢生,正是因為往往由此產生種種不穩定的財政安排。居安愈久,愈容易令人喪失思危的警覺性,以致誤以為多加點債務負擔或延遲儲蓄又有何妨,於是產生縱情消費的心理。因此,明斯基指出,經濟持續穩定的時間愈長,一旦投資者為勢所迫由奢入儉,經濟不穩的風險就會愈加嚴重。
以沙堆實驗作比喻,經濟「臨界狀態」維持愈久,亦即任由經濟中互相產生連鎖反應的「指狀弱點」愈積愈多,最終引致經濟劇烈崩潰的風險只會愈高。
或許在連串較輕微震盪的緩衝下,上述「指狀弱點」的擴散範圍才略為收窄,以致反而出現看似穩定的表象。正如已故Stern Investment Holdings投資總監泰勒(Lawrence Hunt Taylor)曾經寫道:
「先說已知的事實。首先,當前種種市場的表現實已超出我的經驗範圍,箇中複雜的程度簡直令人驚訝:交易工具既多不勝數,彼此關係又千絲萬縷,而交易資訊的流通速度又快如閃電;單一交易工具的市場動向,已足以觸動多種相關衍生工具產生非線性連鎖反應;如今各種交易產品計值例必涉及極度繁複的計算,正好說明市場已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走勢。
「從我個人三十多年來所累積的市場經驗得知,無論科技和電訊如何發達,始終無法克服投資者個人的貪婪和無知。我認為現時的市況猶如一輛愈開愈快的汽車,闖禍只是遲早的事。意外也好比隕落地球的彗星,毫無先兆就會在夜裏從天而降;這也無非是人類恒古不變的命運。
「我認為市場震盪雖然已在所難免,但程度卻會較輕,歷時也會較短。預測這些震盪也會較難,因為我們已不再管理風險,而改為管理未知之數;可惜如今變數已經太多,槓桿化(借貸)又已達空前水平。一旦大限來臨,只有精通科技而行動果斷的投資者,才有望把握機會從中獲利。」
法國地質物理學家索內特(Didier Sornette)對金融危機成因也觀察入微,其所著《股災何來》(Why Stock Markets Crash)一書,雖然筆者對其中的繁複數學分析一知半解,但亦應對一般讀者有所啟發;僅將書中一段精闢議論引錄如下:「股價大瀉的直接成因並非問題的癥結所在;大跌市實由於市場已進入不穩定階段,以致任何外來影響或過程都有可能觸發不穩定狀態。譬如將一把尺垂直放在指頭上,由於其狀態本已極為不穩,哪怕只是手掌略為移動(或移動幅度不夠),還是微風輕拂,倒下只是遲早的事。須知這把尺倒下的首要原因在於其不穩定的狀態,任何其他觸動它倒下的因素均屬次要。」
一旦任何事物已處於不穩定狀態,觸發全體崩潰的成因已非「最後一顆沙粒」或觸動指頭上直尺倒下的一陣微風;兩者都只不過是「近因」(proximate cause)而已。真正的原因在於整體已處於不穩定狀態這一「遠因」(remote cause)。
「弱點」不易察覺
經濟系統整體狀態不穩正是觸發最近一次環球信貸危機的遠因。由於市面一片繁榮景象,全球各大經濟體消費者為購買各種產品而大舉借貸。樓價固然升勢不止,股市回報亦回復年賺15%的光輝歲月。借貸成本亦相對偏低,美國短期樓按息率僅為2%,而樓價卻年升15%,以致不少投資者指望持有物業數年就可出售獲利。
於是謀取暴利的心態油然而生,以致總值數以千百億美元計的高風險樓按衍生品在國際市場大舉易手。一如所有債務「沙堆」,沙中裂痕漸次顯現。不論源於任何近因,「債崩」最終也無可避免。
筆者早於2005年至2006年間就為文指出美國次按貸款問題嚴重,可惜當問題陸續浮現之際,德高望重之輩如聯儲局主席貝南奇等,卻依然聲稱實際問題不大,其影響最終應會受到「控制」。當然,貝南奇後來要收回有關言論也後悔莫及。
次按影響最終當然並未受控,以致銀行界終於明白原先以為AAA的信貸評級卻招來慘重損失。各銀行自理之餘,亦不禁關注起同業來:到底別家銀行實際情況有多嚴重?由於業界實際上全不知情,同業間於是斷絕借貸業務,信貸頓時全面凍結,國際貿易亦大受打擊。銀行業由於本身虧損嚴重,更無法為小型企業提供貸款;商業票據亦銷聲匿跡。銀行界資產負債表以外的種種所謂「安全」基金同時被迫相繼終止;這亦正是吾友兼PIMCO前投資組合經理麥卡利(Paul McCulley)所謂的「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在人人自危的嚴峻形勢下,各方但求還債,難免被迫出售手中資產。市場於是籠罩在一片惶恐氣氛之中;企業裁員潮漸現;普羅大眾的消費力亦大為削弱。
筆者事後回顧,終能從中有所領會:金融危機應可視作投資回報統計分布出現「肥尾效應」(fat tails)的徵兆。理論上,投資回報在正常情況下在圖表上應呈鐘形曲線(bell curve)狀,兩端漸趨幼細,以至於零。按照理論上的統計分布,出現「五個或以上的標準差」(5-sigma events)情況已極為罕見;十個或以上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更是絕無僅有,至少在理論上說可能性極低。不過,在某種情況下,卻會出現標準差較預期為多的現象:投資界確曾出現過15個或以上標準差的異象,其中例子包括上世紀90年代末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破產,以及史上十多次股市泡沫爆破的前科。由於實際上高標準差現象遠較理論上為多,實際統計分布的「肥尾效應」現象亦多於理論上的正常分布。
因此,正當投資者對沖風險,各種「臨界狀態」以及「指狀弱點」同時逐漸累積。當今之世,投資者有辦法將各種可見的風險「穩定下來」,通過各種衍生工具、應急方案、保險計劃加以抵消,以致數十年前被視為沉重的風險衝擊,今日的經濟系統卻能承受;投資者現已懂得如何將風險效應平均分布於經濟系統之中。
不過,在減輕可知風險的同時,投資者卻種下會出現十個標準差統計分布的禍根。投資者現時未能察覺的種種風險,正是觸發下次金融危機的起因。此等風險所以不易察覺,只因其中的「指狀弱點」並未消失,而是隱藏於別處,暫未浮現而已。
此外,博弈理論(game theory)也是與此相關的另一理念。此理論中以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納殊(John Forbes Nash)(電影「有你終生美麗」〔The Beautiful Mind〕故事的主人翁)命名的「納殊均衡點」(Nash Equilibrium),指的是博弈中任何一方單方面採取自利行動,都會有損博弈中各方整體利益的狀態。
穩中隱現不穩
因此,投資市場現已處於麥卡利所謂的「穩定性不穩定狀態」(stable disequilibrium)。在一場國際投資「博弈」中,參與各方在其中種種債務、衍生工具、交易、環球化、國際商業及金融業中緊密相連,一面在國際投資舞台共同起舞;一面全力爭取個人回報,同時盡可能減輕從中所承受的「指狀弱點」風險。
但正如明斯基指出,拖延愈久,最終的「沙崩」程度只會愈演愈烈;「指狀弱點」亦將愈積愈多,而「穩定性不穩定狀態」終會出現臨界現象。
回顧1997年,泰國經濟開始陷入困境,亞洲債務計時炸彈亦全面爆發。俄羅斯雖亦一度須債務違約,但誰又會料到該國翻身有術,短短十多年後,現時又已資金充裕?全球各大經濟體中的經濟斷層,則相繼受到各種細微「指狀弱點」拖累而有所擴大。29年及30年債券之間向來穩健的關係,更史無前例首度出現裂痕;全球各國的債券亦隨之面臨同告失陷的空前局面。因此,本應分散的債券投資組合亦難免由此變質。
「指狀弱點」的影響亦伸延至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以致環球金融界同告失守。
若非目前的債務超級周期(Debt Supercycle)尚未告終,環球經濟應已康復。可惜去槓桿化過程前路漫漫,仍須歷經多年才會結束。
不論一家還是一國,以債填債都不是辦法。供樓一族至今也應該明白到「失業等於斷供」的道理;昔日有力借貸,如今卻面臨破產斷供慘況者也大有人在。次按危機引發大量銀主盤割價求售,以致樓價普遍大跌,而住宅建築業亦同受拖累;骨牌效應累及其他相關行業,因而進一步產生失業─斷供的惡性循環。事實上,樓市也一向是經濟「沙堆」中的脆弱一環。
須知不同經濟範疇其實環環相扣;全球既積起極度不穩的經濟「沙堆」,如今沙堆塌下,唯有從問題根源著手重建;問題根源正是債務過重。各國銀行須歷時經年才有望將各種樓按及房地產等債項撇銷,然後才能將債務回復到對各國以至全球而言均較為合理的水平。
市場信心對債市尤為重要。希臘一旦債務違約,西班牙以至日本終亦難以獨善其身;西班牙更已看似瀕臨違約邊緣!美國若未能及時控制本國債務,則與泥足深陷的債務國有何分別?正如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與羅戈夫(Kenneth Rogoff)兩位教授指出,一旦信心失守,殘局亦將不遠。猶如迅雷不及掩耳,沙堆崩塌事前也毫無迹象。
時至今日,環球金融體系可謂同氣連枝。歐洲區內小如希臘,大如西班牙、意大利、以至法國,亦一如美國次按危機在全球引起的軒然大波,能對區外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環球金融體系初則容許市場承擔太大風險,繼而利用種種新奇金融工程及證券化手法將風險傳遍各地。不少投資者及退休基金原以為購買各種證券有助於分散投資,殊不知投資風險竟是無處不在!
昔日毫不相干的各種投資產品,如今卻緊密相連。一如最近一次環球金融危機,正因環環相扣,分散投資組合最終卻因此而無法發揮應有作用。看來下次金融危機亦難免受到同一連環效應影響;投資非易事,信焉?

Wednesday, July 4, 2012

台灣騎乘記之二 半生回望驚鴻一瞥 百里長驅飛渡三溪 - 練乙錚


2012年7月3日
練乙錚 台灣騎乘記之二

半生回望驚鴻一瞥 百里長驅飛渡三溪

我自幼便與自行車結下不解緣。小學念的是黃大仙竹園獅子山山腰上的一間天主教學校。此處「半山區」與太平山半山區是兩個世界,整個山坡是一大片徙置地,居民都是低下階層,大人平日下山幹活,小孩兒周末到教會上主日學領救濟品,日子就是那樣過。
我幼年時父母赤貧,還住不上徙置房,家在慈雲山腳再過去那邊一個叫「狗蝨塱」的村子裏,每天午前步行上學,走山路到黃大仙正街;從那裏到學校,還要走一條陡得不能再陡的馬路上獅子山,直到半山腰。馬路底旁邊是一間賣火水的公司,依稀記得是德士古,供應竹園居民的煮食用燃料。火水即洋油,kerosene,用大卡車運來,存放地下油庫;零售的,盛在五加侖裝的圓鐵罐裏。山上用戶有需要,公司便派員搬運:盛滿火水的罐子掛自行車尾一邊,送貨員站另一邊,慢慢推着上去,到最高處,大約要爬一公里罷。滿罐換空罐,空罐依舊掛自行車一邊,但下山這一回,送貨員卻是單腳筆直站在另一邊的腳蹬上,雙手握着車把,逍遙自在俯衝而下,拐彎好像也不減速,飛也似的幾秒鐘就不見了。如是者每每看得我口呆目瞪,心裏羨慕。
初戀
頭一次擁有一輛自行車,是念中三那年。初一進了九華,很快就在窩打老道校園的大草坪上學會騎乘,然後,啊呀,就發現對面登打士街上有一間小小的自行車店,店裏凌空齊齊整整掛着幾輛線條優雅明快的「公路車」(那種車把下彎的「跑車」),其中一輛髹鮮橙色,我一見傾心。老闆:「鋁質車架車輪,縫合內膽跑車胎,前二後五共十速,真皮車座,淨重二十磅,同級英國車要價起碼一千元,橙色那部非焗漆最平,全新連原廠泵賣二百六十八元。」哦?「捷克出產;社會主義國家。」語氣堅定、自豪。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人。1963年的香港,二百六十八元不是小數目,特別是對一個窮孩子來說;不過,我立意儲蓄。好在,進中學以後,家境稍微好轉;而且我念的是「名校」,進校之前那個暑假,已經開始替左鄰右里的小學生補習功課賺錢,加上省吃儉用父母給我的午飯錢、過年利是錢等等,兩年多便儲夠。於是那年秋天某日,手拿兩個大撲滿直奔登打士街……
牌子是Favorit,比起同學的那些英國三槍、萊利,意大利Bianchi、Atala等,我的只能算是醜小鴨,但我視之如白天鵝,一有空便騎着使勁飛呀飛,尖沙咀、漆咸道、公主道、新蒲崗、觀塘……那感覺就兩個字:自由。不幸,那段金色日子很快完結,原因是我犯了天條。家父管教很嚴,絕不准我在街上騎乘,因為太危險。真的,那時候,騎自行車的人還沒有戴頭盔的習慣,香港交通也確實繁忙。我是瞞着父親,謊稱只在學校的大草坪上玩玩而已,但終於給發現。父親鐵青着臉:「賣咗佢。」我捨不得,沒有馬上執行命令,放在家裏一年多,到中四要應付會考着實忙,才以半價賣給原店。此後,每走過登打士街(恐怕都是身不由己往那邊溜),總要進那小店跟老闆聊幾句,或者眼巴巴盯着那再不能擁有的幾隻醜小鴨。久而久之,我竟因此得了一種怪異的敏感病:哪怕是今天,只要一嗅到自行車店那種特有的氣味──輪胎、金屬、偈油污加一點皮革的氣味,我就會感覺一陣興奮,莫可名焉。到我成年、結婚生子之後,很少主動給兒子買玩具,惟獨三番四次給他買自行車是例外;那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至於我自己,發覺還染上一個習慣:每當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一份新的工作(我常常那樣異地轉工),只要是身邊沒帶着一部自行車,那麼,不遲不早,頭一個月的薪金發下來之後,馬上就要去買一輛合心意的,然後感覺得回一種自由。我想,這些心理和行為現象,或者說是「緣」,不必是心理學家也容易解釋。
飛台灣之前已經想到,環台騎乘過後,今夏到加國父親的墳頭上香,少不免心裏會有歉意;其他事情表過之後,大概還得補上一句:嗯,讓你老人家擔心了。
舌尖的第三類接觸
3月4日,一早謝過神明,從容辭廟,往南向新竹方面走,先是新竹縣,然後新竹市,那是兩個互不隸屬的行政區。此地工業林立,論量不及高雄,但新科技成分高,而且不斷提升,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主,是有名的「台灣矽谷」。我沿着台十五線(濱海路)、六十一線(西濱快速)騎乘大半天,兩旁盡是一個又一個屬於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現代化企業群落。其實此區發展三十多年,早已越界延伸,故我先是在以北的桃園、竹北,後來到了南面的苗栗乃至東海岸那邊的宜蘭,都見到或者聞說有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屬區;企業的種類也不斷增加,還包括光電、生物醫療工程等。經台北的一個老朋友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生產碎人體內結石機的企業家,公司成立不到五年,產品技術便置世界最前沿,因為借助了台灣早已十分成熟的電子技術,研發出一種一面擊碎結石一面追蹤碎片繼續擊碎的全新技術。回想十多年前香港特區政府平地起高樓下重注搞生物科技,幾年下來,拿了巨額津貼的廠商結果搞出幾種健康飲品,而這一屆政府似有再接再厲再賭一鋪的雄心壯志……
科技歸科技,新竹一帶可不是騎乘者樂園,環台客一般只求盡快通過,一來因為路旁沒有什麼自然風景,二來更因為空氣污染嚴重;後者我深刻領教過,惡氣不但吸入肺裏,還吃進嘴裏。原因是我這次騎乘,飲水主要靠一個「駱駝袋」。特製的水袋藏在一個小背包裏,水由一根塑膠管從水袋底部引出,管端是一個彈簧活塞,放在嘴裏用舌頭頂着,便可啜飲;活塞扣在衣領上,稍一低頭便可咬着,飲水十分方便,不必像一般騎乘者須伸手從車架上取了水瓶昂首而飲那樣妨礙視線。
可是,奇怪,我進入新竹之後,每低頭飲水咬着活塞的時候,舌尖但覺一陣惡辣!好幾次之後,我猜想到那可能是污濁氣流不斷吹過活塞,懸浮粒子黏在上面,愈積愈多,形成辣味。果然,我把活塞扣到衣領裏面之後,活塞不再直接接觸氣流,那可怕的辣味就消失了。據當地人說,現在的空氣質量已經好多了,八十年代初,這一帶的工業污染尤其嚴重,不斷引起群眾運動,帶動了台灣的環保意識。
新竹過後是苗栗,路旁景色稍變,農地多了,但空氣依然時而污濁,只不過氣味不同,有點像臭豆腐;工農業交錯的地方,氣味愈多樣化。這種景象與感覺斷斷續續,要到高雄以南二十公里,才被清新的大自然取代。
第二天下午,抵達苗栗與台中的交界。此前,台六十一線西濱快速有一段不設機車/自行車道,我於是改走靠內陸一點的小路,希望可以很快回到原來的大路上面去,但不知怎的,誤上了更內陸一點的台一線,到達喧鬧的台中市大甲區中心地帶。我在人車親密互動的交通中穿插,轉入擠擁不堪的蔣公路,旋即找到一間旅館下榻。
非只在節假日
此地有鎮瀾宮,看名便知是拜媽祖的,就在不遠處,據說在台灣極負盛名,旅館服務員說我一定要看,我豈會放過?此宮的確名不虛傳,既有氣勢,亦復有一種雕欄玉砌的雅致,建築物頂部裝飾尤其精妙。鎮瀾宮有一年一度的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是台灣同類活動中的最大者。遶境的是神明,進香的是信眾,大甲地區主辦的這個活動,實際上是一個十多萬人參加的九天八夜宗教馬拉松。信眾簇擁着媽祖像,於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那天從鎮瀾宮「起駕」,途經彰化、雲林,在當地的幾個媽祖宮「駐駕」,第四天抵達嘉義縣新港奉天宮,翌日有祝壽、祈福活動,之後「回駕」,返回大甲鎮瀾宮,行程三百多公里,一路載歌載舞,還有各種節目表演。3月21日我完成首圈返抵台北之後,老朋友極力推薦我與隊友跑第二圈時順路去看此盛事;不過,後來因時間關係,以及組員包括我在內,都想避開台北至高雄那段工農業密集區,遂與遶境的大甲媽祖緣慳一面,殊為可惜。
拜媽祖、拜佛,在台灣人日常生活裏很普遍;無論到哪裏,公路旁邊幾乎每隔一兩公里就有或大或小的廟宇供人拜祭。我騎乘累了,喜歡在這些廟宇休息,常常見到一些駕車人士匆匆把車停在門口,放下幾個銅板拿幾根香插在香爐上,鞠躬祈禱半分幾秒,便又匆匆上路;雖是營營役役,心裏總有守護的神靈,並非只在節假日。鬧市裏頭的廟宇,香火更旺盛,禮拜者男女老少都有,說明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裏,並無完全俗世化,鄉土宗教文化的精神力量依然強大。另舉例說,佛教在台灣辦學,二十年來很有成績,一共開設了四所私立綜合大學,第五所亦在籌備的最後階段,規模雖然都不算大,學生人數從兩三千到六七千不等,但文理工商醫學院等都包括了。後來,我與隊友騎乘到達東海岸宜蘭縣,經朋友介紹,由一對熱心的藝術家夫婦接待,帶我們參觀位於該縣礁溪鄉的佛光大學。該校十數年前由星雲法師興辦,校園依山面海,俯瞰蘭陽平原遠眺龜山島,低調的建築風格恰好匹配磅礴的地理氣勢。台灣佛教信徒多,捐獻豐盛,辦私立大學也辦得有聲有色,反觀香港高喊高等教育資源多元化許多年,成績卻還差得遠。
好幾個「三」
第三天,已經習慣長途騎乘,並未感覺那常常考驗連日運動者的「三日酸」,因為我採取了漸進策略。首天,我只騎四十多公里,那是我平常在日本鄉間裏上學、回家所騎乘的距離;第二天,加碼至六十餘公里,依然遊刃有餘;所以,第三天便突破一百公里,越過彰化,直奔雲林。當然,對很多環台客而言,一天一百公里並不難;體力好的,能夠連續七天每天一百六十公里騎畢全程不言累。此段路景色變化較多,其中最難忘的,便是「過三溪」。頭兩條是大甲溪、大肚溪(又稱烏溪)。
台灣的「溪」,往往就是一條寬寬的河。這兩條溪上架的公路橋,不連兩端引橋,分別有一二公里長,既平且直,最宜作極速衝刺(sprint),我就是那樣衝過去的,非常過癮。不過,當天下午到達彰化、雲林二縣交界遇上的那條溪,便沒法一口氣衝過去了。此河溪全台最長,由東而西流進台灣海峽,流量很大,台六十一/十七線由北而南跨過的那處,河床寬約三公里,附近有些地方達四公里。這便是台灣最富歷史、最有政治涵義的濁水溪。
撰文:練乙錚

台灣騎乘記之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 練乙錚


2012年7月2日
練乙錚 台灣騎乘記之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三月一日清早,我帶備最簡單行李離開校園,坐子彈火車到東京成田機場登上長榮飛台北班機,開始為期五周的台灣之旅。準備了整整四個月,所以一切都按計劃開展。在台北次日,到民族西路一所自行車店買下預先替我組裝好的「鐵馬」,選購必要配備,細心聽店裏幾位技術員講解當地長途騎乘心得和注意事項。
別看他們年輕,個個都是經驗老到的環台好手。三日早上,專程跑到新北市某區的一個出版社,買了一套十分精緻、全台唯一專為自行車旅者編製的防水地圖集。中午,飽餐一頓之後,小心把備換衣物、急救包、零配件、雨具、營具、乾糧等逐一裝載好──或緊紮在車子上、或放在背包、腰包裏,然後戴上安全裝備,便出發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的感覺很踏實:車子看來十分好,做足研究希望沒買錯。
倒是有一點和「政治」有關的,研究沒做好,或者根本疏忽了。從台北市不遠處的台四線朝西海岸開始騎乘,繞過桃園國際機場的時候,在一個公車站旁邊遇上另一騎乘客在整理裝備,停下一聊,發覺也是香港人,問我打算在台灣多少天,我說三十八天,他說怎可以,港人持入台證頂多留三十天,而且不能延長……。我大驚,慌忙拿出入台證一看,唉,他對。那怎麼辦?我來之前,買機票在先,網上申請入台在後,潛意識以為如同往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可留三個月,忘了海峽兩邊,沒錯是一個中國,卻是兩個骨子裏你死我活的互不隸屬的對等的政治實體,九七回歸之後,「港僑」更早已變成「陸人」的一種,哪能享受台灣予少數友邦公民長達三月的居留期?
我去年也到過台灣,但只是在高雄停了三天就離開,一個月的居留期限,我完全沒留意。無法,只好完成環台之後回到台北再說。說實話,當時真有點不高興;同胞嘛,何見外至此!不過後來想想,一國兩制,「雙非」過河生小孩也不行啊,不是更荒誕?別怪了;要怪,首先怪自己辦事疏忽。(後話:問題後來圓滿解決。)
順時針/逆時針
我的假期就是那麼長,三十八天,打算都在台灣過。自行車環台,平均路程一千公里,有些人用比賽速度七天就可完成,慢一點的也只需十多天。不過,我的環台計畫,不是走一圈而是走兩圈,頭一圈獨行,3月20日之後,六位老友從世界各地抵達,彙集台北,我會當他們的「帶路黨」,再繞一圈。那樣,沿途再加若干天的休息、觀光,三十八天就差不多。環台的走法,可順時針,可逆時針,視東西兩岸季候風向風速偏差等因素而定。我本想以稍為不同的路線各試一次,但後來發覺逆時針看海景好一些,因為台灣左軚行車,自行車逆時針走的是最外線、最近海,觀賞視線無其他車輛阻擋;順時針則全程都走最內線,太煞風景。因此,我兩圈都是走的逆時針,即大致是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新北、台北。不過,走公路最外線也有弊處,一些地方是百丈懸崖,下面就是浩瀚大海,上下坡都危險,遇上雨天,路面濕滑,更不得了。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台十一線上有一最高處的斷崖叫「親不知子斷崖」(谷歌圖經緯 23.675,121.546 ),上坡段慢車搖搖晃晃,下坡段風馳電掣因為只能間歇輕微減速,否則車皮過熱喪失剎車功能,故我兩次經過都嚇得半死,方知地名沒改錯(面青唇白阿媽都唔認得也)。
美女兵團
不過,除此之外,在台灣騎乘其實相當安全。台灣道路交通自脫離自行車稱霸階段之後,即進入機車時代(主要是「綿羊仔」),延續至今,未因經濟高度發展而稍歇,機車輛數今年高達小汽車的三倍,人均和每公里密度皆佔亞洲首位,各種款式新穎的機車依然是中下階層、年輕男女的同好,飆車一族更不用說,故幾乎所有稍寬的路面上,都設機車專用線,而自行車一般在此線上靠近外側行駛,更加安全。
有些地方,特別是新北市及台中、花蓮兩縣,除了機車線外,還有一些長達十幾、幾十公里的自行車專用線。我這次環台路程共一千七百多公里(約一千一百英里),八九成是在機車或自行車專用線上跑的,比起在美國、日本等汽車王國裏的大部分地區要安全得多。
社會治安方面,感覺也十分好,就算是窮鄉僻壤,也讓我安心;路人看到我,不論男女老少,常常會喊:「加油!加油!」每到一鄉一鎮,警察局門口都掛着寫上「鐵馬驛站」四個字的顯眼招牌,全天候讓騎乘者避風雨、問路、上廁、添水、喝茶、聊天。沿途好幾次碰到環台騎乘「全女打」,可見治安不錯,有一組還是每年出動一次、配備精良的三人美女兵團(「哦,台三十線那段五公里的通天坡嗎?去年爬過了……」)。
還有呢,台灣到處都有管理得很好、乾淨而價錢合理的「民宿」。民宿在日本很早就流行,叫法也一樣,價格約是一般酒店的一半,顧客多是本地年輕人;台灣近 年多民宿,反映中下階層的經濟寬裕了,留在國內長途旅行的人也漸多。有民宿,騎乘一整天後,晚上不愁沒安全舒適又便宜的住處。當然,那也不是百分之百;三月三日頭一天晚上我就遇「險」。
當天下午從台北出發,沿台十五線騎了四十來公里,到達桃園、新竹交界的觀音、新豐一帶,天快黑了,找不到住處,倒是經過好一些寺廟;我人急生智,想起古人上京考試,路上不是常有在廟裏投宿的?興巧進了一個羅生門的話,還有寫小說的材料……。於是我就在公路旁邊一座掛有「昭靈宮」匾額的牌樓下面進去了,在空曠闊大的場地裏找到一間十呎見方的小舍,只三面有牆,其餘一面大開不設門,裏面正中設一個神壇,前面放一台香爐,相當整潔;進入後,我把車子橫在進口處防狗,然後在地上鋪開膠墊,和衣而睡一整晚,香爐灰發散的氣味還驅趕了蚊子。早上起來一看,前面是小池塘,旁邊還種了果樹,是個好地方。我後來跟路上遇到的本地騎乘客交流,才知道在台灣跑長途的人,找個廟宇祠堂或農舍草棚睡覺,其實很平常,主人都不管你,沒惡狗就好。
台灣是中、高檔自行車製造王國,政府刻意發展騎乘活動,民間反應也很熱烈。各種有關的軟硬基建,台灣的確搞得不錯,國際上也有名堂,加上良好的社會條件,確能令騎乘者安心。我在環台路上分別遇過三位香港來的獨行俠,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其餘兩位是年輕人,交談之下,發覺都有同樣安全感。
獨行/群騎
長途騎乘在台灣蔚然成風,年輕人固然喜愛,銀髮族一樣上癮,我在環島路上見過不少介乎退休年齡的騎乘隊伍,和他們交談,發覺多是專業人士,對這個運動非常投入;他們空餘時間比較多,坐騎質量特別好,很多還是「台灣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會員。這個基金會代表業界及騎乘大眾,所主辦的「環台騎乘認證」計劃,據說很受「老吭」歡迎:騎乘者向會方申請租用一個小型GPS追蹤器戴着環台,完成之後便可得一正式的確認書,拿着威風。我沒時間來這個玩意,可惜!
遇到香港來的騎乘者都是獨行,也許是偶然,但也能反映港人性格獨立的一面。獨行有好處,你可以暫時把自己的社會文化意識擱一邊;幾天之後,心緒完全安靜下來了,你便能忘我地留意、觀察四周圍的人、事、物,有更好的機會和當地人交談,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一些看起來很細微的語言文化乃至社會政治差異,從而見微知著。
如果你還願意進一步放棄私隱的舒適,晚上不住旅館單人房,而是入住一些散租的「通鋪」(即是租用大房間裏的床位,共用衞生設施),則和本地人比較深入交談的機會就更多。
不是所有的旅館或民宿都有這種通鋪可供選擇;在我獨行的三周裏,這種機會只有一半,但我因此認識了好幾位有趣的人物。這些人物當中,包括兩位年輕的大兵,其中一個當空軍地勤,是位帥哥,一吃完晚飯就去會友、唱K;另一位是駐在花蓮的陸軍軍士,放假回屏東,專程到台南看法輪功的舞蹈表演。還有一位本在新竹工作、趁待業到處旅行的電子工程師,他帶我到台東市的森林公園逛了一個上午。更有一位八十多歲、能說流利英語且十分健談的退休大學校長,和我一聊就是幾小時。與好友群遊,則趣味不一樣,特別如果是難得一見的老朋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誠賞心樂事,但這樣與友群遊的時候,總好像有一個氣泡把大家舒舒服服地罩着,致令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減少。然則我這次「雙料」環台,可說一舉兩得。
三十八天,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所見所聞,很多未免是浮光掠影,自己或覺深刻,寫出來卻不一定能成篇章,尤其這輯遊記主要不是議論政經,性質和寫法都和我慣常的不一樣。不過,我兩年前說過,希望筆下多元化一點,寫一些非議論文。這可以包括一些比較生活性的個人題材,如旅日生活、航海經歷等,《信報》讀者都或有興趣;不過,這兩個題目皆非容易,還需時日累積、沉澱,反倒覺得環台騎乘的題材較易處理,讀者讀着亦會覺得親切。今天這篇就算是開場白。
編按:「台灣騎乘見聞錄」共十篇,逢星期一至五刊登。
撰文:練乙錚